本罪与非罪的界限

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，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重婚是不允许的。但是，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，重婚观念很严重。所谓“大款”养“二奶”已非常普遍。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，在处理重婚案件时，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。

1．要区分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。近几年来，拐骗、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。有的妇女已经结婚，但被犯罪分子拐骗、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，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，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、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。

2．要区分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的界限。姘居，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不构成重婚罪。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《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》中指出：“如两人虽然同居，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，彼此以”姘头“相对待，随时可以自由撤散，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，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，不能认为是重婚。”

3．从情节是否严重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。在实践中，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。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，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”所以，有重婚行为，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。只有情节较为严重，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，才构成犯罪。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：

（1）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。实践中，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，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如果一方，尤其是妇女，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，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，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，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，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。

（2）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。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。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，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，但迫于生计，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。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，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，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。

世界各国的规定：

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。实行一夫一妻制是近、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，各国大多规定重婚为无效婚姻或得撤销婚姻;一方重婚是他方诉请离婚的理由。只有少数伊斯兰教国家实行多妻制，并在法律上规定了合法妻子的人数。

中国历代封建法律名义上也规定一夫一妻制，如《唐律疏议·户婚》规定:"诸有妻更娶妻者，徒一年，女家减一等;若欺妄而娶者，徒一年半，女家不坐，各离之。"但不禁止纳妾，甚至为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规定纳妾人数。中华民国时期1930年的民法亲属编虽禁止重婚，但国民党政府司法院1931年院字第647号解释却声称:"取妾并非婚姻，自无所谓重婚。"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立法，一贯保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，禁止重婚。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，依法不予登记。已经构成重婚的，应依法解除其重婚关系。但民事上的重婚问题可能不是出于故意。如已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的配偶，另行结婚后，即使失踪人生还，也不构成重婚罪。对出于故意的重婚，不论本人有配偶而重婚，或本人原无配偶、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，都须按重婚罪论处(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58条)。

各国几乎都有禁止重婚的规定。如1947年《日本民法典》亲属编第732条规定"有配偶者，不得重婚";《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家庭法典》第 5条规定"已婚男子或女子不能再行结婚";《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》第 6条规定"任何人在过去的婚姻被废除或被宣布无效以前，不得重新结婚";1971年修订的美国《统一结婚离婚法》把一方尚未离婚而又与他人结婚规定为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况之一(第207条)。